1 生命文化学之思 虽然人类对生命的瞩目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从文化层面上看是从混沌到自觉的过程。在学理层面上，生命文化学是一个关于生命文化的学科。这一表述包含两个重要且富有争议的概念：第一，何为生命?第二，何为文化?生命作为一个概念在19世纪初随着生物学的面世被提出，此后生命指涉内容就一直成为学者们争议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一书中提出“负熵说”，认为生命的特征就是生命体可以不断地从周围环境中取得负熵以对抗生命活动不可避免的熵的增长；普利高津认为生命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需要不停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流才能使自身在无序状态中以相对稳态维持的耗散与开放的系统有机体；刘虹认为生命是集合生物体的主要特征、开放有序的物质存在形式。［1］无论是结构性定义还是功能性定义，都难以清晰阐释生命所涵盖的特质。生命既是一种客观实在，也是一种主观建构，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为了研究的实践可行性，在操作意义上，生命文化学所指称的生命指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客观物质存在，在广义上不仅包括人的生命，还包括物的生命，主要是指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命，狭义上主要指人的生命。如果进一步追问，何谓人?这又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从本体论层面、价值论层面来定义人都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作为一个实体的人必须具备三点：第一，在生物学层面必须具备独特的人类基因组成或独特的人类基因机构；第二，在心理学层面上具有自我意识潜能；第三，在社会层面人能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如作为社群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前两点是成为人的必要条件，第三点是实体人的充分条件。［2］这种定义或许能为我们所借鉴来研究作为“类”的人的生命。虽然邱仁宗在生物学层面上对人的必要条件的限定与西方有些学者相左，但却与生命文化学的主旨具有契合性。生命文化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和提升生命”。 同定义生命几乎一样困难，中外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A.L.克鲁伯和C.克鲁克洪将文化概念归结为五大类，分别是：列举和描述性定义，历史性定义、心理性定义、结构性定义、遗传性定义，并指出文化是一个系统，其核心在于价值观念。199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F.马约尔所提出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的计划中，主持人加拿大学者P·谢弗著的《文化概念》一文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搜集整理，发现这些文化概念都是从不同学科出发进行了界定，分别是哲学、艺术、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生物学等九种。［3］在分析各种概念得失的基础上，谢弗提出第十种宇宙学的文化概念。做着类似工作的还有中国学者林坚、蔡红生、刘伟、箫声等。凡此种种文化概念都只强调了其含义的某一方面，而未能概括全貌。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和人的认识的深化，文化概念在不断的演变，至今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趋势。广义的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除了自然以外的所有人造物等都可以纳入到文化范畴。但这种概念过于泛化，无益于生命文化学研究。在狭义上，泰勒所给出的经典定义可以借鉴——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作为社会成员习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这里需要添加的作为人的行为和心理，理当成为文化的内涵成分。 2 生命文化学的学术边界与内核 生命文化的认知决定了生命文化学研究的范畴。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陶清研究员认为生命文化是“生命以文化形式存在，或者说，是关于生命的文化。因此，生命文化也就具有了双重内涵：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生命，只能是生命和生命有机体发生和发展的最高形态——作为类的人的生命；而且，关于人类生命的文化，只能是关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和生命意义及其实现方式的人类精神的文化。”［4］可见生命文化学在陶清看来是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意义及精神的文化学，当然其前提是陶清认可生命文化学这一提法。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董国安教授采纳了向英和梁建新两位学者关于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区分，认为生命文化具有两个维度：人对自身以及其他自然生命的态度；人的文化生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董教授指出生命文化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命的文化意义（各种自然生命形式对人的生活的影响）和文化的生命意义（从生命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生活方式或文化）。［5］学者操奇认为人类生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才是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对象。［6］与之不同，学者昝加禄认为生命文化包括生命科学、生命哲学、生命伦理学三个方面。［7］由此不难推导出昝加禄视野中的生命文化学研究内容。上述学者对生命文化学研究范畴的界定各有侧重，却又各有偏颇。从生命和文化的前文分析可知，生命文化学的学术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所有具有生物学特征的物质存在所具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作为社会成员习得的一切能力、习惯、行为、心理的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文化学的时间维度直指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空间维度上从无限小的粒子到广阔的宇宙，但其核心均是对生命的存在过程、存在方式、存在状态、存在意义的认知、体察和求索。在此意义上的生命文化学是一种广义的生命文化学，不仅涵盖了人类的生命文化，同时也涵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命文化，甚至宇宙学意义上的生命文化。这也是生命文化学的学术边界。 作为一门学科所聚焦的生命文化学，其所探讨的生命文化更多的是作为类存在的人的生命文化。作为这种研究对象的生命文化可以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整体主义路径，以生命为纲领，将人类文化体系重新整合，构建出“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和提升生命”为主旨的文化模式，也即“生命关系和谐、生命价值高扬，生命意义丰富，生命境界超迈”［8］的文化模式。第二条是局部主义路径，顾名思义，从生命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探讨，换言之，探讨作为生命某一方面的文化样式，如生命从孕育到消逝过程所牵涉到的生育文化、死亡文化，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相互干预的伦理文化以及人类在从事生产劳作、科技创新、艺术创作、教育教学、宗教崇拜、政治纷争诸方面所牵涉的其他文化样式等。无论从何种研究路径出发，生命文化学的内核是关注人的生命文化。构成人的生命文化的因子可分为：物质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前文提到作为人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一切能力、习惯、行为、心理都是这三种因子的外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注人的生命文化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生命中心主义的。 生命文化学的元研究，通俗地讲，是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研究，必须以下列范畴为研究任务：生命文化学的概念或定义、生命文化现象、生命文化形态、生命文化源流、演化和流变、生命文化的构成要素、生命文化的架构与功能、生命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生命文化的旨归。以生命文化学中的生命文化概念为例，现有关于生命文化的概念界定基本采用两种形式，其一是从词源学上诉其本源，根据其词意演变进行定义，如将英语中的Culture追溯到其拉丁语词源Cultus，将文化追溯至《周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二是结构功能性定义，从生命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特质及生命文化的价值追求上定义生命文化，如学者陶清对生命文化的界定。生命文化形态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前文关于生命文化的历史形态、社会形态、思想形态等表征形态可归结为三类：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作为制度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作为精神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主要表现为器物文化，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所制造的劳作工具等是其典型代表；作为制度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主要体现为对生命历程中的约定，如强调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爱、对自然生命的爱惜等习俗法律道德诸方面问题均属此类；作为制度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生命文化演进的方向，朝着“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和提升生命”的方向前进。作为精神形态存在的生命文化更多的外化为知识体系和内在心理。当知识体系被付诸于书本等媒介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复合体，成为物质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存在了。而作为精神形式存在的生命文化的内在心理，反映了人类在面对生命和外在世界的时候内在的主观活动，如对生命价值、感觉和意义的认知等文化心理学内容。生命文化的三种形态之间并非截然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生命文化的有机整体。不同的哲学立场对生命文化的源流、演化和流变有不同的观点。一元论者认为生命文化只有一种，在不同的时空领域有不同的外在表象。基于民族的多样性和生命活动的时空广延性，多元论者认可文化的多样性，认为生命文化有多种。梁漱溟就认为中西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20世纪二十年代西学大量涌入中国的时代，针对西化思潮的过分推崇，梁漱溟先后著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西学术之不同》，提出中西方文化遵循的不同发展轨迹。与其强调文化发展的“特相”相反，胡适注重到了中西文化的“共相”，强调中西文化的一致性。针对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的观点，胡适奋起反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科学的内容，并将宋儒的格物致知、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方法看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典范。如果认可多种生命文化并存，不同的生命文化的衍生、发展、变革以及交融的过程是学者们无法忽略的内容。不同地域的生命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当一种地域的生命文化随着交往而流入到另一种生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域时，两者必然碰撞，甚至衍生了第三种异样的生命文化。 3 生命文化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生命文化学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自己的学科特色出发，会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如民族学的学者会从民族志出发研究人类生命文化现象，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会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研究生命文化。但随着学科的交融和分化，有些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生命文化学研究的范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叙事法 叙事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被广泛采用。源自于历史学科的叙事法至今仍被历史学者称为历史叙事法，文学研究者拿来后改称文学叙事法。由于生命文化的内容中有众多部分是由人类过去的文化遗迹所组成，如生命文化的器物形态。人类对于生命的认知和提升也有个漫长的过程，这便为叙事法引入生命文化学提供可能。常识中叙事法披上客观理性的外衣，但在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和文学家眼里却具有主观非理性的内质。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是在史家的假想性建构基础上的重构，而非真实的历史存在，这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提法十分类似。历史叙事法所遭遇的诘难在历史真实和历史书写之间布下了鸿沟，为生命文化学借用叙事法增添了难题。生命文化学者在采用叙事法的时候唯有采用理性的自觉，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认同的立场上，以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态度来书写生命文化的真实。所谓“了解之同情”，指拥有丰富的知识来了解生命文化遗迹，有博大的胸怀来排除个性喜好与立场选择，突破时空限制和思想局限，对生命文化进行零距离研究。 3.2 比较法 寻找生命文化演进的普遍规律，捕捉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生命文化的普遍法则，比较法是不二的选择。比较法又分为横向比较法和纵向比较法。横向比较法可应用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生命文化比较，以了解异同并分析原因。纵向比较法不仅从稳定的静态而且从发展的动态对生命文化进行历时性比较，探究生命文化演化的脉络。哲学家暨社会学家斯宾塞曾在其成名著作《社会学原理》中使用过这一方法。斯宾塞比较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文化演进情况，以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收集的文化史实为原料，按照形态相似的法则（如生命图腾）进行排列分类，最后得出了社会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论断。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空前关注，所遭受的异议远小于传播的广泛性，深深的影响了一代学人，尤其是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一道被引入中国时，被国人误以为是后者的内容，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持此误解。这个案例也在侧面佐证了比较法在生命文化学研究领域中重要性的地位。 3.3 辩证法 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生命文化学者必须采用辩证法。这里的辩证法指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原则，包括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定量与定性等方面。生命文化学者在面对相关文献资料时，在分析考证其真实与否后，还必须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得出相关文献所寓有的文化信息。具体指尚未经过抽象加工处理的原始生命文化对象。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就是研究者从纷繁复杂的生命文化现象中提炼出规律性的结论。这必须与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因为归纳就是由从特殊到一般，或者说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演绎恰好相反。归纳和演绎在生命文化研究中不可分割，单凭归纳或演绎都无法接近生命文化的真谛。前文提到了叙事法，逻辑正是对其遭受诘难的有力避免措施之一。对生命文化演变历程的书写，辅以逻辑联系为依据，有力避免了研究者主观遐想因素的干扰。微观和宏观是一对相对概念，对生命文化可以进行整体上的宏观研究，如董国安教授所提出的生命价值谱系的研究；也可以对生命文化现象的某一文化样式进行微观研究，如对死亡心理的研究。 3.4 系统论法 目前系统论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中。在哲学视域下，系统指的是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系统论坚持三大原则，其一是整体性原则，即从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上考量要素对整体的影响以及整体功能的实现；其二是最优化原则，即从整体目标实现上实现对构成要素的优化；其三是动态性原则，即系统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系统论方法的引入，有利于考察生命文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要素与生命文化发展演化的整体之间的影响，有利于考察生命系统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还有利于考察不同时空的生命文化系统的交互作用。无论是一元论的生命文化观，还是多元论的生命文化观，系统论法都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范式。 3.5 关联学科的具体方法 生命文化学在学理上划归为文学化的二级学科，自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联系紧密，因此相关学科的诠释学方法、民族志方法、考古法、心理测量法、文献法、社会调查法、个案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传播论的方法等均可用来研究生命文化。其中，传播论的方法由德国学者首创，如主张“不问地理距离远近，只要发现双方文化产品有类似，就都可以当作文化传播或假借的例证。”［9］借用传播论的方法研究生命文化，需要坚持两个维度标准：第一是质的标准维度，如考察不同地域的器物生命文化层面、精神生命文化层面（如信仰）、制度生命文化层面的相似性；第二是量的标准维度，比较不同地域的生命文化在各个层面的相似性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地域的生命文化圈。由于生命文化是围绕生命做文章，不难理解其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包括医学、生物学、生态学等）的紧密联系。因此，概率论、数理统计、控制论、计算机模拟等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可借用到生命文化学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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