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项目号2008JJD)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信息中心支持。

俄罗斯人真正意义上关注中国文学理论是在20世纪初，赴欧洲访学的彼得堡大学留校毕业生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讲，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认知。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中国文学以诗人为核心，研究中国文学当以诗人为出发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于1916年完成了以司空图及其《诗品》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答辩(《司空图的〈诗品〉译注与研究》)①，首开俄罗斯研究中国文论之先河，不仅在方法论和研究原则上为俄罗斯的中国文论奠定了基础，还确立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合理性，阿列克谢耶夫后来将陆机的《文赋》与贺拉斯的《诗论》做对比研究。在东方研究和中国研究中，他的一贯原则是，“从整体出发，抛开民族的、历史的差异，理解全人类的文学及广义的文化遗产”②，由此开创了苏联东方语文学研究的比较流派。在苏联时期，主导的意识形态要求与马列主义文艺学原则保持“思想一致”，这一要求阻碍了苏联汉学界沿着阿列克谢耶夫引领的方向继续深入研究③。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病逝后，苏联社会文化在党性观念、思想原则、大众性等要求方面有所变通。苏共十九大之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指导方针也有所调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为东方研究所提出的任务中，第二项是全面研究东方的文学和语言问题，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相关问题。④

一、辩证唯物主义美学潮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成为苏联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在党代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使苏联的社会思潮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开启了“解冻”时期。在科技、教育、文化整体良性发展中，中国古典文学颇受青睐。

1957年，郭沫若与费德林共同主编四卷本《中国诗歌选》⑤，遴选古今诗歌共600多首译成俄文，在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其简短序言中介绍了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抒情诗歌是中国诗歌的主流，抒情性、现实性，浑然天成，形式精炼。”⑥费德林则为《中国诗歌选》撰写了三万言长篇绪论，全面梳理了中国诗歌自《诗经》起的发展历程，论说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通常把诗歌视为文学艺术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财富。在中国，学人不仅要拥有诗歌知识，同时还应该会做诗。在旧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研究诗歌是必修课。”⑦另外，他藉助中国古代诗论，阐释古代诗歌创作及其表现形式：“中国诗歌在数千年间走过了复杂的发展之路，诗歌内容不断丰富、形式逐步完善之路。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和精神上的不断充实，诗歌也随之成长和充实。唐代之前，诗歌已经日臻成熟和艺术完善，这是之前数百年发展积累的结果。屈原之前中国诗歌一直处于《诗经》诗学的影响之下，四言诗是主流。到了汉代，四言诗已逐渐减少，汉代之后诗人只在特殊场合才采用四言(曹操、陶潜等)。汉末，四言诗被五言诗取代；后来，七言诗得到很大发展。古代诗歌创作的特殊之处在于，诗行数量不固定(最短的只有两行，最长的达395行)，创作时不考虑声调色彩、停顿(汉字有固定的声调，在不同方言中声调不一)。诗歌节奏的特殊规则也不存在，没有严格的韵律规则。但是自5世纪起，中国诗人开始关注声律，逐渐产生诗歌节奏和韵律的复杂规则。诗人沈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创立了声律理论和声调分布理论，以“八病说”而闻名。声律问题的研究在6世纪还在继续，当时出版了五卷本韵书，把发音和声律不同的个字分成206类。如此渐渐在中国形成了新的诗学和诗创理论，即按规则做诗，要求诗人具有很高的技艺。唐代刊刻了新的字典《唐韵》”⑧。在中国诗歌的创作规律方面，费德林也从中国古代诗论的角度展开论述：“中国自古就有对诗歌的浓厚兴趣，对于诗歌创作规律的理解非常深刻，历史保存了中国哲人和诗人论诗的大量论述，这些论述很有价值。诗歌语言产生于深厚的情感和心灵的震憾。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详解字典《说文》中说，‘诗，情也’”⑨。费德林援引朱熹的话进行进一步阐发，接着还提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声为乐体，诗为乐心”所表达的也是这一思想。

“解冻”时期，苏联文学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В. Г. Плеханов)文艺理论进行了全面研究。在美学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对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经济生活在政治、心理、道德、哲学等方面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的看法，也体现于苏联汉学家的中国传统文论研究。1958年，费德林出版专著《〈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⑩；他在“《诗经》的诗学与中国的诗学传统”一章中指出，《诗经》展现了古代社会生活、精神旨趣、抒情哲学和哲学内涵、诗歌和讽刺的全景画面，并由此揭示出远古时代人的社会关系和内心世界。费德林从美学的阶级性出发，认为《诗经》全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丰富多样的古代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灵魂，《国风》更是直接表现出文学与生活、与人周围的世界之间深刻的联系，体现了真正的现实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生活，了解这个伟大民族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诗经》中的不少作品反映了艺术的阶级性，针对富人的自私及其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发出了鲜明的抗议。费德林关于《诗经》诗学的看法以及1960年代关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均在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总体框架之中，反映出当时苏联盛行的辨证唯物主义美学。这既是苏联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苏联汉学界之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阶段。在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美学大潮中，同时也是在苏联汉学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潮之中，诞生了一批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著。1961年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的外交官汉学家克里夫佐夫出版的《马列主义美学基础》和《古代和中世纪的美学思想》两书，都关注到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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