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用词汇在现代语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国际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基础。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起源于西方，各学科的专用词汇多来自拉丁语或其它字母语言。化学名词的本质是拉丁语，不是英语，也不是汉语或日语，更不是当今仍在使用的任何一门语言。西方在近代发展出了博物学，为了协调各门语言，于是将拉丁语作为一切博物学命名的基础，包括了生物、医学、解剖、矿物、化学等等一切有大量命名需求的学科。在其它语言引进这些词汇的时候，翻译古老的拉丁语就显得比较棘手。只有两种情况我们能比较好地翻译，第一是术语体系的逻辑比较清晰的，比如医学，翻译尚可以在理解本意的前提下进行意义转换，比如拉丁语diabetes mellitus，我们可以根据其实际意义翻译为“糖尿病”；第二是本民族的语言系统已经有一定认识，翻译时只是与外文概念进行简单对应的，比如地质学和解剖学，就像“琥珀”是中国古人创造的概念，而“amber”是阿拉伯人发现的概念，这两者恰好指同一个东西，我们才以此实现了“翻译”。但是化学的很多词汇是抽象的，单纯就是表达一个名称，例如各种元素名。对于最初的几十个元素，很多元素都发展出了“拉丁派”和“非拉丁派”，“音译派”和“意译派”两条路线。因此，最初几个元素的翻译不具系统性，无法大规模地推广，特别是元素的数量是以百计的，后面那些不好理解，也根本无法理解的人造元素，其名称的逐一翻译就显得非常困难。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中日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汉语化学元素的命名

近代化学传入中国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此之前传入中国的主要是欧洲的一些日常化学知识，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了具有学术性的化学知识的传入。鸦片战争前，与西洋船舰接触较多的中国工人和商人会从这些船舰的技工或医生那里获得一些化学知识。并创设了一些相当通俗的中文化学名称，如“磺强水”、“硝强水”、“盐强水”以及“养气”等。第一部记录化学元素译名的著作是1839年的英国传教士合信（B.Hobson）翻译并于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它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认为元素仅有56种，和现代差别较大，且并未系统叙述元素名称。此后，《格致入门》、《化学初阶》等对化学元素译名做了尝试性的探索，但是真正专业化的工作，要归功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以徐寿、傅兰雅（J.Fryer）为代表的中外翻译家，他们制定了较为科学详尽的译名原则，并译出了大批化学元素名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制定了《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在《化学鉴原》中还编译了中国近代化学译著中第一张《中西名元素对照表》。承接徐、傅二人传统的是1900年之后的杜亚泉，通过《亚泉杂志》把1870-1900年间新发现的元素译介到中国。他们创造的化学元素名称大多被后人认可，命名原则也被继承。民国后，化学元素名称的审定工作是由中国科学社和国化学会等科学社团承担。1932年召开全国化学会议，次年公布《化学命名原则》，化学名词之争趋于平息。

这一由徐寿等开端的化学元素的汉语命名，其主要策略是取西文词汇首音的同音汉字，配以标识元素常态的偏旁（气体元素加气旁，液态元素加水旁，非金属加石旁，金属元素加金旁）。例如：“ 氯 ”、“ 溴 ”、“ 碘 ”、“ 锌 ”、“ 镉 ”、“汞”等字样，即使没学好化学，也念得出口，读音还八九不离十；更一望便知，常温下它们是处于气态、液态还是固态，以及谁是金属、非金属。这一策略不是简单的音译，它同时结合运用了汉字六书中的形声造字法，既简洁明了，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名的取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明朝皇室的取名，其第一个字按辈分取，第二个字则要遵循五行相生以“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取。朱元璋的二十多个儿子全都是带木字旁的，其孙子辈都是带火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一辈都是金旁的。可是由于皇族人口的膨胀，很快就出现了字不够用的问题，尤其是火字旁和金字旁的。为了不致重名，他们翻遍各种旧书古籍，挖出了很多生僻的字，甚至还创造了不少新字，比如，朱慎镭（永和王）、朱同铬（封丘王）、朱同铌（鲁阳王）、朱安汞、朱在钠（瑞金王）、朱成钴（宣宁王）、朱成钯（怀仁王）、朱恩钾（长垣王）、朱帅锌（庆王）、朱效锂（内丘王）等。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学元素的影子，例如钠、钾、钙、镍等。虽然这些字也不全是在明朝被生造出来的，但的确是明朝的皇族们重新将它挖出来，比方说钾字，在北宋修订的《广韵》中就有记录，但现在它早已失去了本意，成为了专职的元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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