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元发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生成空间和发展前景。比如文化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学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运用，即为运用文化学来研究文学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直至新世纪以来依然方兴未艾。 “文化”一词，看起来简单，但对其下一个准确全面且能被公认的定义，却非常难。事实上，“文化”一词从被当成一个独立的概念开始，就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众说纷纭。尽管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但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给“文化”下的定义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定义。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符合体。”从泰勒对文化的这一定义来看，其偏重于精神层面的文化，这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适合的。 而文学研究的文化学方法，就是将文学纳入文化的视野中来进行观照，或者说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现象。或者，我们可以看得更宽阔些，不仅仅是结合文化背景来研究文学，而且可以以文学作品为材料来研究文化。这种整体观与系统观有助于研究者认识文学产生的背景，也有助于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全面更细致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把握和研究文学。文化本身即具有复杂性与多面性，如音乐文化、歌妓文化、城市文化都与唐宋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交叉的地方，我们这次主要论述唐宋词与唐宋歌妓文化。 一、唐宋词与唐宋歌妓文化 词在某个层面上可以列为诗歌文学，但是我们在进行唐宋词的研究时不能完全按研究唐诗的方式进行，因为在唐宋时期，词除了是一种押韵的诗体文学之外，它还是一个融音乐、舞蹈、歌唱艺术于一体的文学形式。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在进行唐宋词研究时即不能取得全面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非常重视这一点。而歌妓文化即为这一点的集中体现，所以在进行唐宋词文化研究时，我们必须去考察歌妓文化对唐宋词的影响及唐宋词作品体现的歌妓文化。可喜的是，对于这一点，学者们多有重视，而且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沈松勤先生在其《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一书中对唐宋词与歌妓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在对歌妓文化进行了历史追溯的前提下，还根据相关的资料对唐宋时期的歌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分别考察了唐宋时期的官妓、家妓和私妓与文人士大夫的密切关系。词通过歌妓舞女与文人士大夫接通，而文人士大夫与歌妓舞女的交往也促进了文人对词的创作，间接地促进了词的繁荣。晚唐五代的歌妓文化远没有宋代的歌妓文化发达，宋词比晚唐五代词更加繁荣与此也有不可切割的关系。 歌妓文化不仅促进了唐宋词的兴盛，其对唐宋词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也有很大的影响。李剑亮先生在其《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一书中对这些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论述。歌儿舞女的歌舞佐酒不仅促进了文人士大夫听歌填词的兴趣，也影响着词人创作的心态、内容题材及艺术风格。人们历来认为婉约才为词的正宗的看法跟歌妓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宋时期，歌妓与听词的文人们是近距离接触的，而且词为人们业余休闲生活的娱乐活动。因此，人们自然喜欢在休闲之余，饮酒听柔媚婉约之词，特别是在国家内外无事，或者文人们觉得国家内外无事的情况下更甚。美丽的歌儿舞女，休闲的心态，自然喜欢婉约柔媚之词，况且，婉约之词从歌妓口中唱出，更令人喜爱。试想谁愿意天天听关东大汉唱“大江东去”之类的豪迈之歌呢。与歌妓、词人相协调的大多为婉约之音，词人自然更加青睐于女子及其相思之类的内容题材。晚唐五代词人之词的内容题材与艺术风格相差不远，以致很多作品难以辨认作者，这跟歌妓文化不无关系。 我们从唐宋词中也能发掘其中蕴含的歌妓文化。从唐宋词我们能窥见当时歌妓们的活动及心态。唐宋词也塑造了丰富的歌妓形象。如敦煌词中的歌唱者、幽怨者、纵情者形象；花间词中的美丽歌唱者、多情者、伤心失意者、渴望自由者形象；宋词中的温柔多情型、寻觅知音型、诉说怨情型、直率大方型、感叹世事型的歌妓形象，从唐宋词塑造的这些不同的形象中，我们可以从侧面窥见唐宋歌妓文化的内蕴。 二、结语 当然，唐宋词与歌妓文化之间的关系远不只上面所谈到了这些，例如歌妓文化对唐宋词的传播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主要就较明显的方面做了相关的论述，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些还可以做得更加具体、细致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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