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是古代文体之一，因其随笔记录、体制短小、形式自由等特征而成为古代文人常用之文体。岭南笔记以岭南这一特定区域为记述对象。明清时期随着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岭南笔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批集中记述岭南的笔记文献。有笔记作品传世，就有对笔记的研究。自明代后期至今，学界对岭南笔记的编目、考订和阐释工作一直未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笔记研究呈现出重文献轻综合的态势。明清岭南笔记研究在丛书编纂、书目编订、作品考正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在笔记文体特征及其史学、文学价值的综合性研究和挖掘上仍有盲点。笔记研究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应该贴近笔记的文体特征，打通文史学科界限以充分挖掘笔记所记资料的民俗学、人文地理学和方志学价值。 一、岭南笔记的丛书编纂 明清两代出现了《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和丛书，部分符合编纂标准的岭南笔记被收进这些类书和丛书中。其中《四库全书》对明清岭南笔记文献的收录最为齐全。《四库全书》将原本属于单本流传的岭南笔记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分散收录在丛书中的“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三类之中。其中杂家又一分为六，分别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小说家分杂事、异闻、琐语。这种以内容为依据的分类整理，使笔记成为史部和子部的附庸，其作为一种文体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同时，由于分类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笔记文献分布散乱，不利于从整体上彰显明清岭南笔记的特点。 除了官刻丛书外，明清两代的私刻丛书也为明清岭南笔记的文献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明清私刻中出现了专门类的丛书，使明清岭南笔记进一步集中和系统化。如清光绪年间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是一部历史地理类的丛书，辑入了《粤述》《粤西偶记》《粤西琐记》《连阳八排风土记》等一批岭南笔记；第二、明清私刻中出现了一批专门辑录岭南地方文献的丛书，其中道咸年间南海伍崇曜编撰的《岭南遗书》最值得肯定。《岭南遗书》是岭南地方丛书中辑刻明清岭南笔记的代表之作，对保存岭南古代笔记，提升笔记的文体价值有积极意义。首先，作为一部专门辑录岭南古代文献的丛书，《岭南遗书》中收入的岭南笔记9篇，约占全书比例的15%，明清岭南笔记得以进一步系统化。其次，《岭南遗书》的编纂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将经书、史书、笔记、诗文合在一起成为一集。全书共6集，每一集中包含这几类作品，“笔记”体的涵括性特点初步展现。 晚清民国时期，一些采用近代图书分类标准的大型丛书也为明清岭南笔记文献的整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商务印书馆编撰的大型类书图书集成初编》就保存了数量不菲的明清岭南笔记，而其采用现代图书的分类法，更方便后世研究者进行查阅。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指导下，全国各省市均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大批地方笔记文献得以保存，明清岭南笔记的整理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大批岭南地方性丛书得以刊刻，一些有价值和被忽略的明清岭南笔记相继被整理和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起，广东地区先后出版了《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史志丛书》《岭南文库》《岭南丛书》《广州大典》等丛书；广西地区出版了《桂苑书林丛书》；海南地区出版了海南地方文献丛书》，明清岭南笔记文献随着岭南系列大型丛书的出版而得以进一步整理。在岭南三大地区的丛书中，以广东保存和整理的明清岭南笔记最多。《广东地方文献丛书》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主要收集了反映广东历史、文化、艺术及其他方面的各类文献27册，其中包括岭南笔记10种，尤以《广东新语》与《楚庭稗珠录》最著名。广东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广州史志丛书》25册，收录了不少明清岭南笔记，著名的有郭棐的《粤大记》、范端昂的《粤中见闻》、李来章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丛书中的《清代广东笔记五种》为首次重印的清代岭南笔记。《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和《广州史志丛书》为保存明清岭南笔记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们继承了《岭南遗书》的编纂方式，打破了经史子集的界限，使笔记得以与诗文体并列。《广州史志丛书》还将清代的几部笔记合编，直接命名为“清代广东笔记五种”，进一步凸显了“笔记”的文体特点。此外，广东高教厅组织广东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单位共同编辑了《岭南丛书》，该丛书荟萃了岭南历代文献，明清大部分岭南笔记如《广州人物传》《粤东闻见录》《澳门记略》粤中见闻》《黎岐纪闻》等均被收入，一些曾被忽略的港澳笔记文献和海南的笔记文献也被整理收集，明清岭南笔记的全貌得以初步展现。20世纪90年代起，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和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大型综合性地域文化丛书《岭南文库》，“并从历代有关广东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1]。出于这种目的，一些曾经被编纂的笔记如《广州记》《南方草木状》《始兴记》等被收入丛书中的《历代岭南笔记八种》中，除此之外，《粤大记》《羊城古钞》等明清岭南笔记的大部头得以出版，更值得一提的是丛书还收入了七种明清广东稀见的笔记，编为《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岭南文库》对明清广东稀见笔记的补充，充实了明清岭南笔记文库。 进入21世纪，耗时10年编纂完成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广州大典》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广州大典》共520册，收录4064种文献，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的集成，也是岭南最大的文献丛书。《广州大典》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明清岭南笔记被收入在史部和子部。《广州大典》的整理者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不选，不编，不校，不点”[2]，这样一种编纂态度，使得《广州大典》较前几部文献丛书在保存明清岭南笔记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科学性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作为岭南西部地区的广西，也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广西地方文献丛书编纂活动，《桂苑书林丛书》是其代表成果。该丛书共整理了16种广西地方文献，《桂海虞衡志》《百越先贤志》《岭表录异》《桂胜桂故》等岭南笔记被整理，其中《百越先贤志》和《桂胜桂故》为明清岭南笔记。海南也在同一时期编纂了《海南地方文献丛书》，但由于古代海南地区的笔记很少，所以在《海南地方文献丛书》中没有岭南笔记。 二、明清岭南笔记的编目和考订 编目是岭南笔记文献整理的另一重要方式。典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收入了《四库全书》中的明清岭南笔记文献目录，还将一些没编入丛书中的明清岭南笔记进行编目，使明清岭南笔记的文献目录较全。《提要》还对每种文献的作了简单介绍，便于研究者了解文献的大致情况。除了丛书目录外，明清两代官修的史书《明史》和《清史》中的“艺文志”也保存了一些岭南笔记目录。官修通志中黄佐的《广东通志·艺文志》和阮元的《广东通志·艺文略》作为地方史书也记录了岭南笔记的文献目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阮志中的“艺文略”，因成书于清道光年间，对明清岭南笔记文献目录的著录较黄志更加丰富。此外《艺文略》对各目均注明出处，存佚情况，对有关该书的题跋、序言、四库提要及作者生平等资料均附录其后，这样一种著录体例，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的作用，为后人了解明清岭南笔记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便捷。除广东地区的“艺文志”外，清谢启昆编纂的《广西通志·艺文略》著录了广西地区的明清笔记文献目录。 相对于官修目录，岭南地区的私人编撰也为岭南笔记的编目作出了贡献。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岭南私人藏书刻书的兴盛，一些藏书家对岭南文献进行编目，影响较大的有（清）吴道镕《广东文征》及其《续编》《广东文物·文献典籍目录》，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朱一新、廖廷相《广雅书院藏书目录》《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等藏书书目和《广西存书总目·广东书目》《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广雅书局书目》等刻书书目。解放后50～70年代的岭南文献编目工作显得冷清，值得提及的仅有岭南藏书家黄荫普。黄荫普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了《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及其《补稿》《省外人士有关广东文献著作》《身外及其他人士有关广东文献著作》等书，使明清岭南笔记文献得以进一步存目。改革开放后，岭南学者编撰了一系列的岭南文献目录，著名的有邓又同《学海楼特藏——广东文献书籍目录》、骆伟《广东文献综录》、李仲伟《广州文献书目提要》等。其中《广东文献综录》中的“历史·传记类”和“地理·杂志类”收录了自汉至清的岭南笔记约70条。岭南文献书目的编订反映了岭南笔记收录、研究的发展概况，为后人深入性研究提供了便捷。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近现代学者开始关注岭南笔记的版本问题，并以跋语、提要或题解的方式对明清岭南笔记的作者、版本及流传情况进行了考订。谭莹在编纂《岭南遗书》时对每种著作和作者进行考订，写出了跋语，为深入了解岭南笔记文献的作者和作品提供了参考；冼玉清《广东第一部海外风物志》和段立生《黄衷及其〈海语〉》介绍了黄衷及其《海语》，对《海语》的内容进行分类，肯定了《海语》对南洋风物的记载，也指出了《海语》内容记述上的不足；黄国声《粤人著述希见本叙录》、陈修紘《明刻本〈粤大记〉小识》以提要方式介绍了明人郭棐及其《粤大记》的版本流传、存佚情况；胡起望介绍了明末名士邝露，并对《赤雅》进行评述，指出《赤雅》的一些条目乃抄录他人笔记，得出“古代文人记载少数民族情况，往往是深人民族地区调查了解的少，道听途说或者征引抄录的多。因此，我们在引用时，只有认真鉴别，才不会或少发生差错”[4]的结论；谢纪智《广西古代近代要籍题解》以题解的形式介绍了《桂胜桂故》《峤南琐记》和陆祚蕃《粤西偶记》等10部明清岭南笔记，集中反映了广西地区的笔记概况；蒋莉辉、潘小艳、吕立忠《明代桂人著述稀见本补录》对张鸣凤的《桂胜桂故》作了补充介绍；赵春晨的《简论〈澳门记略〉及其作者》一文则从时代背景、作者、价值和版本等对《澳门记略》和其作者作初步介绍。 文献整理、编目、版本考订是传统的学术范式，通过这一范式，明清岭南笔记得以保存、传承，同时理清了笔记版本、流传等基础性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四百余年来明清岭南笔记的文献整理情况看，明清岭南笔记有从“史”“子”中分离出来的倾向，笔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这既是传统图书分类法向现代分类法转变的结果，也是现当代民俗学等研究方法进入笔记研究的结果。在笔记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研究这批文献，充分挖掘这批文献的文史价值是当前研究者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明清岭南笔记的多学科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批岭南学者积极投入岭南文化研究，明清岭南笔记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岭南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从研究方法看，当代岭南学者在岭南笔记研究方面呈现多学科的特点，即从史学、药学、文学、人文地理学等视角挖掘岭南笔记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推进了岭南笔记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新时期从史学视角研究岭南笔记的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广东新语》《澳门记略》，《广东新语》作为广东的一部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当代学者借助这些史料对岭南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生活进行“还原”。关汉华、冼剑民的《屈大均及其史学》重点分析了《广东新语》蕴含的史学思想；陈表义的《元代岭南文化为何衰弊——读屈大均〈广东新语〉》以《广东新语》所载史实分析了元代岭南文化衰弊的原因；张立新《屈大均〈广东新语〉与所记粤地民族史料》从史学的角度肯定了《新语·人语》中对傜人和黎人风俗习惯的记载，认为这些记载为后人研究傜、黎等族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张相平的《从〈广东新语〉看明清广东盗贼》依据《新语》记述的明清广东盗贼资料而论述广东盗贼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影响；《澳门记略》所记述的澳门资料也是诸多学者研究澳门社会生活的史料。欧安年的《从〈澳门记略〉论证澳门之历史地位》和张振英的《从〈澳门记略〉看明清时的澳门》，通过《澳门记略》中的史料来论述澳门的地理环境及其社会生活情况；刘月莲《〈澳门记略〉引诗喻史探微》一文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澳门记略》引诗喻史”的历史学阐释法，试图“摆脱繁琐考证和以论带史的两难困境”，而“转向以研究社会风习和时代情感、社会转变中的价值变迁为重点的全新的方法”[5]，这是一种融合史学与民俗学的新方法。新时期史学研究呈现下滑趋势，关注对象集中于广东新语》和《澳门记略》，说明了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在新方法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司徒尚纪、曾昭璇、曾宪珊等学者从人文地理学视角研究《广东新语》，扩展了岭南笔记的研究空间。司徒尚纪在《中国地理学史上被湮没了的屈大均其人其书》中深入挖掘《广东新语》所记述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等材料，肯定其在地理学上的价值；随后曾昭璇、曾宪珊的《中国清初杰出地理学者屈大均——论〈广东新语〉对自然地理学的贡献》一文，结合屈大均的人生经历重点分析了《广东新语》在自然地理记述方面的巨大贡献；高焕《关于〈广东新语〉中聚落资料的分析》则着重分析和探讨了《新语》记述的聚落资料，依据其记述论述了广东聚落的特点；彭世奖则关注《广东新语》中有关广东农业的记述，认为“《广东新语》堪称广东农业文化的宝库”[6]；谭丽玲《〈广东新语·鳞语〉中的渔业资源》一文则对书中记述的渔业资源进行全面剖析，挖掘了明清时期广东丰富的渔业烹饪资源。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明清岭南笔记研究依据笔记所记述的地理环境阐述岭南物产、风景的独特魅力，展现了生活于此的岭南人的聪明智慧，揭示了岭南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改变了传统的岭南形象，开阔了研究视野，推进了研究深度，对重新评价岭南笔记的文化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受西方文化学影响，新时期也有一批学者采取文化学方法研究笔记中有关民俗文化的记述。明清岭南笔记《韩江闻见录》《广东新语》和《赤雅》对岭南地区民俗文化多有记述，这批笔记是文化学研究的重点。吴颖《邓昌时的〈韩江闻见录〉》一文认为《韩江闻见录》的基本思想倾向为儒家思想，该文对笔记作品思想的探讨有开创意义；林伦伦《屈大均笔下的赛龙夺锦》以简短的文字介绍了《广东新语》18卷中对顺德、东莞和番禺赛龙舟风俗文化的记述；柳超球《海神信仰与海洋开发从〈广东新语〉说起》一文考察了《广东新语》中的海神信仰，分析了广东海神信仰的演变和特征；赖达观的《屈大均与佛山文化》分析了《广东新语》对佛山人文景观的记述和对佛山陶瓷文化的记载；其他如顾乐真的《邝露和广西民族艺术》，尹乐的《〈赤雅〉与明代广西民俗》主要探讨《赤雅》所反映的广西民俗文化；张星在挖掘和整理明清岭南笔记中的医学史料基础上撰写了《明清笔记中瘴病概念及病因病机》和《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医药内容探析》，探讨了明清岭南笔记记述的药产及其中医药文化。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民俗文化上，通过分析岭南笔记中有关民俗文化的记述,展现了岭南地区独特的民俗风采，这对于岭南民俗文化的传承起到促进作用。 四、明清岭南笔记研究的问题 明清岭南笔记经由一代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在文献编纂、书目编订、整理出版和作家作品考订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专门系统地收集岭南笔记的丛书尚未出现，文献目录也没有得到全面编目。现有的文献收集和编目不够全面，大量笔记依然分散在各类丛书中，还有一些文献因其作者缺乏影响等原因没有得以整理，这对掌握这批文献的整体情况是极为不利的。其次，笔记的收集和整理多有重复，导致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岭南笔记的整理、出版过于集中在《广东新语》《粤大记》等几部影响力较大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每部丛书均有收录，采用版本也一样，出现了资源浪费情况。再次，明清岭南笔记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和加深。目前，学界对明清岭南笔记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的考订及作家作品的介绍上，方法比较单一，在采用新学科方法解读这批文献上还比较保守，所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少。最后，对明清岭南笔记的研究存在着各取所需的现象。明清岭南笔记的研究者们从各自的研究视域出发，从这些笔记中摄取自己所需的研究材料，或挖掘这些笔记中蕴含的医学材料，或摄取这些笔记中所保留的史学材料，或汲取笔记中的民俗记述，明清岭南笔记已成为研究者的资料宝库。这种研究现状是由笔记“杂”的文体特征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研究者对笔记的认识仅停留于资料的集合体上，对笔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特点及其价值还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下一阶段的岭南笔记研究应重点关注笔记的文体特征及其记述内容的民俗学价值。笔记作为一种文体，她与“志”“史”、日记等文体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得到梳理，其文体特点也没有得以辨析，应在笔记文本基础上辨析笔记文体特点，进而从文体上深入认识这批笔记文献的文学价值与史学意义。笔记记述内容“杂”，又多涉及地方民俗文化，这些记述为我们认识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民俗活动提供了史料依据，明清岭南笔记研究应该在这方面发力，从而全面挖掘这批文献的社会价值。总之，在文献学研究基础上，明清岭南笔记的研究视野应该更为开放，研究方法应该更为多元化，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凸显这批文献的价值。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0/1011/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