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政党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生存方式，均与文化相关。我国学界正式提出政党文化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虽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但它仍滞后于文化学研究水平，且与整个党建研究的其他部分相比，显然失衡。当前，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核心竞争力，组织文化的功能日益凸显，现实发展要求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加强政党文化研究，以推动党建研究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一、党建问题研究的文化学价值 作为“群体性的人”，政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政党的产生、发展和实践必有文化设定，同时政党也必然形成自身的文化形态，从而与社会文化互动。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它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向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外来文化与中国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设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自组织活动及社会活动的过程，使得中共在两种文化的交融中不断成长和完善，从而具备了自身特殊的文化形态。因此，政党汲取文化资源之后，便形成了自身的文化方式，并作用于整个社会生活。 文化是政党的内在生命力，无形但强大。政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既有外在、显性的硬件结构，包括制度规范、组织设置、干部队伍、党旗、党徽等物质性标志，也有深层、隐性的软件结构，这就是政党文化。“硬件”是有形的、可视的，但具有多变性；作为“软件”的文化则是无形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通常情况下，政党的制度规范、组织结构、干部队伍及物质标识等容易被人为地进行修改、增减，而作为深层次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变动则相对较少、较慢，因而它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软件”结构作为政党的“意义之网”〔1〕，它潜移默化地引领、制约和决定着政党的“硬件”建设及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它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规模由小变大，任务由革命而执政，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制度规范愈加完善，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党的价值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里可借用王沪宁的比喻，如果将政党实践比喻为辽阔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庞大的部分便是政党文化〔2〕。当然，这并不代表在政党的“软件”方面不可为，相反，人们应当更加重视政党文化。在实践中，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但从未在正式文件中将党的文化建设提到如此的高度，因而将党建问题置于文化学视野下进行思考，可谓学界对党建研究的深化和贡献。 将党建研究置于文化学的视野，有必要且有意义。如此，方能触及政党的本质和灵魂，方能探索到政党的自组织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深层动因，方能找到政党活动的根本规律，从而为理解政党实践提供解释力，为推动党的建设提供富有生命力的生长点。 二、文化学观照下的党建研究新命题 学界在对党建问题进行文化审视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研究命题：政党文化、政党文化建设、党建文化、文化党建。这些子命题的形成，源于学者们对政党建设的文化关注角度和着力点不同，丰富了党建问题的文化研究领域。 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复杂概念。现代文化学家美国学者克罗伯在创立现代文化学理论的框架和体系的时候，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这种认识得到了当今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成为主流意见。下述内容的展开，就是笔者以此观点为前提，对文化学视野下党建研究的子命题作一辨别。 政党文化，其主体是政党的所有成员，客体是政党组织本身的各项实践。政党文化是政党追求和实现价值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它是政党的“意义之网”。显然，政党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渗透和体现于政党的纲领、学说、制度、符号、形象等要素之中。同时，政党文化是从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四个维度编织而成的“意义之网”，构成了政党实践活动的意义世界。而政党文化研究就是从“价值”着手，观察政党实践活动过程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涉及政党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何确证、又如何实现等内容。 政党文化建设是政党对于自身生存样态和价值体系建构的主动和自觉，其主体是以政党的领导核心为主的所有成员，客体是政党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实践。如果说，政党文化侧重于呈现一个政党的文化“是什么”，那么，政党文化建设研究的重点则是讨论一个政党在自身的文化方面“怎么做”，包括历史经验和未来构想。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制度文化建设为关键、行为文化建设为落脚点、物质文化建设为外形，构成了政党文化建设研究的基本结构。 党建文化是政党关于自身建设的价值形态，其主体是政党成员，客体是政党建设实践。党建文化的作用范围局限于党的自身建设，是党建实践中所特有的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四维文化。因此，党建文化的研究较之政党文化更加具体和微观，其客体范围要小得多，但同时党建文化又从属于政党文化而成为后者的一部分，不能截然分开。 文化党建，其主体是以政党的领导核心为主的所有成员，客体是政党的自身建设。文化党建既是政党以文化为动力作用于自身建设以实现文化强党的动态化过程，也是重视文化之于自身建设价值、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的自觉意识。 综上，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形成了文化学视角下党建研究的四个命题。四个命题的主体均为政党成员，政党成员在形成组织文化、党建文化和落实文化建党方面都发挥着主体作用。所不同的是，四个命题的客体有所区别：政党文化的客体范围最大，其研究对象包括政党的各类实践活动；其他三个命题的客体范围相对较小且亦有区别，党建文化和文化党建的客体着力于党的自身建设，政党文化建设的客体限于党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实践，其范围最小。 三、党建研究的文化学方法 以上四个命题，可视作党建研究在文化学视野中的具体展开，也可视作党建研究在文化学上需要探讨的四个问题。尽管它们有所差异，但从方法论上讲，每个命题都必须遵守相关的文化学理论和方法。 （一）文化双重属性与党建研究文化审视的着眼点 文化即“人化”，是人作为主体按照一定的价值尺度对主客体两个世界进行“人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状态，也是人类逐渐剥离野蛮世界、自然世界进而建立“人化”世界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我自觉改造活动。 价值性和实践性内在地统一于文化之中。人类价值目标的形成是为了指导实践，实践的目的是为了价值的实现，二者内在统一，成为文化的鲜明特性。一方面，人类的价值目标是其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动因，指引着实践活动的方向，成就了实践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人类的价值目标又在丰富的实践之中进行着检验和验证，被实践证明符合人类真善美准则的价值目标才会成为历史的最终选择。所以，价值性是文化的核心属性，实践性是文化的根本特性。 对政党建设展开文化学研究，同样应着眼于政党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活动。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它在实践之中不断摸索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在实践之中进行不断修正；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改造自我和社会，形成了自身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共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文化形态。显然，要理解、阐释和建构党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党的实践，否则，价值系统就成为无源之水，党建研究的文化审视就成为水上飘萍，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党的价值追求，否则，对政党的文化研究就容易泛化，失去周延性和严肃性。 （二）文化层次论与党建研究文化审视的结构要素 文化具有结构性和层次性。文化的结构，有两层次说、三层次说、四层次说等。两层次说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构成；三层次说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四层次说则在三层次说的基础上加上了行为文化。事实上，每一层次又自成体系，有自己的结构。例如精神文化结构，又可分为感性文化、知性文化和人文精神文化〔3〕。 将文化的结构和层次理论运用于党建研究之中，在梳理结构要素时，要充分注意到政党文化或政党建设文化的结构性和层次性，进行广角式观察。无论是研究政党文化或党建文化，还是探索他们的自觉建设，都应当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层次加以建构。对于政党或党建而言，精神文化是价值的内在规定，制度文化是价值的共同承诺，行为文化是价值的实践运行，物质文化是价值的符号象征〔4〕。政党文化建设、文化建党无疑也是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自觉建构的。 进一步而言，政党的精神文化又包含处于核心层次的意识形态、属于重要内容的自我“保养”目标和感性的党众心态；在党的制度文化方面，有形的制度规范、无形的内心信念和制度化的过程都需要关注；关于党的行为文化，既要历时性地观察政党行为的变迁，更需共时性地观察政党与社会生态的输入和输出；就党的物质文化而言，也应全方位地挖掘物质要素背后的文化意义。 （三）文化系统论与党建研究文化审视的运行机制 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系统存在。按照崔新建教授所述，文化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由文化产品、文化现象、文化学术、文化心理、思维方式、语言密码等构成的多层次系统〔5〕。当然，文化是一个相对存在的系统，它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具有动态性与开放性，与社会生态系统存在着输入输出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 将文化系统论运用于政党建设研究，就是要对政党及其建设的内部文化系统以及与系统外部的生态文化间的联系加以关注。政党及其建设的文化系统在内部有一定的运行机理，包括文化主体性机制、文化各层次间的作用机制等。同时，社会生态要素也是政党及其建设的文化系统必须参考的因变量，社会、政治、经济等生态环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后者的内容、变迁、特点等。政党及其建设的文化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成熟，整个系统一直处于一种与社会生态的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关系之中。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党及其建设文化系统内部与外部生态环境之间进行相互影响与作用、彼此关联与改善的过程。 （四）文化变迁论与党建研究文化审视的主体自觉 政党文化或党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处于或快或慢的变动之中。依照文化变迁理论，政党文化或党建文化的变迁方式无非有两种：流变与转型。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或党建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处于一种渐变的方式，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则发生了大转变，这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政党文化或党建文化变迁的动力有两个来源：一是内部的，一是外部的。政党文化或党建文化的变迁往往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政党主体对外压的适应、外界条件的选择甚至对外部文化的改变，也有社会、经济、生态等因素对政党的浸透、强加甚至是挑战。显而易见，在相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作出了不同的主体选择和努力，故而形成了不同的政党文化或党建文化。另外，适应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不同环境，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当然，文化变迁并不一定意谓着文化进步，只有按照符合人类真善美的道德准则的价值尺度进行主客观世界改造活动的文化才是进步性的。从涉及政党主体自觉功能的角度来讲，政党及其成员作为政党文化和党建文化的主体，在建构过程中必须发挥积极的主体自觉作用，要有远大、正确的人类理想和科学、理性的政党观念，如此方能使政党及党建文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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