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从众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了研究，但综观这些成果，还很少有从文化学的视角进行阐释。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变迁现象。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文化自觉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实现中国化，这是文化自觉的一种结果。“文化自觉”主要指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主体对其文化的主动审视、觉悟和对其文化发展的思考与选择，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其文化发展史上，文化自觉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推动文化主体主动地去追求文明进步，自觉地对其文化进行审视、觉醒和创新。中国近代的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西方文化交流、冲突、选择和融合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自觉推动着中华文化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前进。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在国家政权受到打击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猛烈冲击，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暴露出种种局限和弱势。面对民族危机，一批社会精英开始探寻改变中国落后、被动局面的出路。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壮大自己国力，以防止外国侵略、奴役。而后，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来改变中国的呼声逐渐成为强音。先是洋务派发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发动了“戊戌变法”，希望通过变法来改变现状，但均遭到失败。这些精英分子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命运。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也终结了儒学两千多年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革命果实被篡夺，民主共和的思想也在中国破产，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随后在中国失去作用。正当中国先进分子苦苦探寻新出路之际，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这让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马克思主义从此真正传入中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由于其理论在多方面(比如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模式)符合中国人民对于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的价值诉求，共产主义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前进和努力的方向，也使他们产生了改变现状的动力。正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华文化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从此走向一条蓬勃发展的大道。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失败，首先是封建势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阻碍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兴盛起来;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契合点甚少，中国的文化土壤并不适合资本主义文化的生长繁衍，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原因决定了资本主义文化很难在中国生长繁荣起来。总之，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文化自觉的结果。

二、从文化传播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传播实质上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我到他的文化输出与输入过程。它既可以是从古到今、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承，也可以是向异地、异族的文化输送。在这种传承、输送的过程中，包含着三个因素:传播的主体(也就是源文化)、介体(传播的媒介和渠道)、传播客体(接受主体或称为受播者)。文化传播会使传播的源文化与本土文化系统发生“化合反应”，表现为相互排斥、交融和互补。从历史上看，传播的源文化往往是一种强势文化至少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而另一方相比源文化来说往往处于弱势，而且是一种容易受到影响或需要异质文化来补益的文化。

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进的异质文化。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传播主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接受主体，介体则主要是通过苏联的途径传送过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开放性和适应性，能够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最终战胜了其他西学文化，成为一种中国迫切需要的现代性文化。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来一直以儒学为尊，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实际上从明代中叶起，儒学就开始呈衰败之势，逐渐不适应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需要了。虽然其中也发起过几次辩争，如玄学与实学之争、理学与经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等，但都没有超出儒家系统的窠臼。这种辩争缺乏一种实质变革的强力机制以及用来补充传统文化的新鲜血液，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这种条件，中国传统文化实质性变革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0/1222/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