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位于陕西北部地区，这里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这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与习俗息息相关，曾有记载道“他们不愿意修剪指甲、剃头发，留辫子的人数要比中国其他地方多很多”[1],“一年四季喝冷水，做饭不洗米,上炕不拖鞋”[2]。男女地位不平等，妻子如同丈夫的附属物，女子缠足仍旧盛行。延安“简直可说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漠”[3]，这里的百姓们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接受教育的机会。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讲的：在文化教育方面，说这里是全球范围内最黑暗的角落也不为过。各种“神秘”的传统和禁忌左右着人们的生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片贫穷、困苦的土地，开始变得不同于往日了。中共立足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社会教育”运动，延安地区人民的精神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形成了10个没有的社会环境，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拉帮结派、没有萎靡不振氛围、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发国难财[4]。党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发展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新时代下的乡村出现了新情况：文化教育事业衰落、等待救济坐吃低保、旧的恶习卷土重来、卫生环境相对较差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

一、延安时期群众社会教育特征与具体功能

(一)需要什么教什么，教育服务生产生活

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生产力水平低。最重要的事便是吃饭，最要紧的便是改善生活。根据这一情况，党和边区政府提出了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将文化、道德、生产、生活、卫生健康、移风易俗等诸多方面与教育紧密结合，教识字的同时还教写信、打算盘等用的着的知识。普及科学常识与劳动生产结合在一起，传播进步思想、宣扬男女平等、扫除封建迷信，将群众从巫神文化和“旧道德”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边区群众的卫生环境改善了，人口的平均寿命也提高不少……党的群众教育工作成效显著，“边区像个巨大的小学校，里面几乎坐满了人，每个人不管老小都保持紧迫的学习氛围，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教育别人”[5]。

(二)创新办学形式，教育生产两不误

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差生产力低下，农业属于粗放型的农业，牛羊放牧类工作一般由儿童承担，这就直接导致群众无法腾出时间学习。所以一般而言的学校教育不适用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实际，只有解决教育和生产之间的矛盾才能继续推行边区群众教育工作。党和边区政府立足实际探索出了一种特别的教育办学形式，“这正是一种边生产边学习的模式，学习和生产两不误的方式”[6]边区开设了在夜间教学的“夜校”，专门避开白天的生产活动；开设了“冬学”充分利用冬季的农闲时间。这种灵活、方便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党根据农村实际探索出的独创性成果。

(三)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

在中国一切工作的基础在于群众、在于乡村，任何工作如果不能充分地动员群众便无法有序地推行。1944年边区政府制定了自愿原则以及“民办公助”办学政策，群众可以自己办学、自己管理，根据自身需要和作息时间制定合适的课程计划。如此一来充分调动起了广大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实现了群众路线在社会教育中的创造性运用。延安时期将教育工作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结合起来，编排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戏剧、秧歌剧，反映了边区群众如火如荼的生产运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将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张、政策融入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众的行为，因为戏曲和秧歌简单易懂，老百姓直观地看到了什么是“假丑恶”，什么是“真善美”。在看戏的欢笑声中了解了党的政策、认同了党的主张，改掉了老毛病、旧习惯。

二、延安时期群众教育之当代启示

今天的中国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社会的演变，出现了城乡结合、城中村等，因此群众社会教育也面临新的问题。过去的农村是有学校的，但随着在村小学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最终解散了村小学并将资源整合到了区县一级。离农村人生活远去的不仅仅是学校，更是学校这个实体所带来的文化氛围。农村中出现了懒惰、不积极生产的现象，更有甚者游手好闲，就等着吃国家政府的“低保”和救济。还有城市中因迁款而“暴发”的拆迁户群体，他们中的部分人一时间不知如何对待这突然到手的财富，染上了恶习。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105/5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