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翻译目的论的研究回顾

目的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德国翻译学家汉斯·费梅尔首先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文中提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该理论被译介到我国并逐步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笔者借助中国知网的计量统计分析功能做出（图一）目的论发文量数据变化趋势图。该图清晰地呈现了1987-2017年四十年间发文量的动态变化趋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新千年伊始，国内发表的论文数量变化幅度不大，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目的论认可度不高，还处于起初的理论译介的阶段。1987年，桂乾元于《中国翻译》上发表了“记联邦德国的三位翻译家”一文，简要介绍了费梅尔关于翻译的新见解。（杨柳，2009：21）2000年以后，目的论研究论文数量迅速增加，反映出国内学界对目的论关注和研究持续升温，到2016年达到峰值428篇。翻译目的论在中国译界获得了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界发现目的论适于解释中国翻译现象。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西方语言大多为屈折语。语言之间的差异给中国翻译研究者在解释翻译策略合理性时来带了很多困扰，更不用说文化之间的隔阂。在目的论传入我国之前，我国译界长期受等值论的统治，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现象置之不理。目的论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从而给中国翻译研究者在解释翻译现象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目的论在我国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并影响到同时期国内翻译范式研究的转型，即从语言学研究范式向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国内学者陈秀回顾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几次转向，认为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文本外部因素，目的论所持的观点总体上也符合这个大的趋势。（陈秀，1996：8）需要补充的是，根据费梅尔在目的论著作中的观点，译文本应该符合“语篇内一致”原则，即应该呈现给读者一篇衔接得当、前后连贯的文章，这种观点同篇章语言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这点意义上来说，翻译目的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语言学研究范式，而并非完全割裂语言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然而，目的论引入中国后也伴随着不少批判的声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界对功能翻译理论德文原版理论著作《普通翻译学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多数学者仅仅读过克里斯蒂娜·诺德（Christina Nord）的英文理论著作后就对目的论的翻译思想盖棺定论，导致一定程度的误译和误读。本文从功能翻译学和目的论相关述评文章中归纳出三个主要的误读倾向：1.目的论为胡乱翻译敞开便利之门；2.翻译目的的实现往往违背“忠实原文”的初衷；3.目的论强化了译者主体性，却没有向译者提出相应的要求。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功能翻译学研究的文献数量颇丰，但缺乏对该理论的误读反思，这类仅有一篇，即由李广荣撰写的《功能翻译理论误读误用的反思》，该文回顾了功能翻译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揭示了主要代表人物观点的共性与差异。但该文并没有深刻解读目的论的“六大原则”，因而学界对目的论的某些误读并没有得到澄清。

图一 目的论发文量数据变化趋势图

2.目的论的误读反思

上一章节回顾了翻译目的论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轨迹，归纳了目前学界的三个误读倾向，下文将逐一澄清这三点误读现象。

第一，“目的”没有为胡乱翻译敞开大门，而是要遵循“语际连贯原则”。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决定，该理论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但费梅尔在与卡特林娜·莱斯所合作的《普通翻译学基础》一书中同时也提出了目的论的其他原则，如语内连贯性原则和语际连贯性原则。（参见王建斌，2010：3）而所谓的语际连贯性原则指的是原文与译文本之间所建立起的连贯关系，具体说来，它指的是原文所传达的信息、译者解读的信息和译文所传达的信息的一致性。因此，语际连贯原则实际上要求译者妥善处理原文与译文本的关系，而不是主观臆造，胡译或乱译，因此该原则也被称为“忠诚原则”。语际连贯性原则也是目的论理论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交际效果好坏的评判标准之一。然而国内不少理论著作和期刊论文中对于目的论的理解局限于“目的至上”，进而批评目的论忽视原文和作者，主观臆造，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没有全面地研究费梅尔所提出的几点原则，也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目的”与“信”的关系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联系、促进的关系。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128/5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