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研究是以 1967 年 S P Corder的论文“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的发表为标志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人们发现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干扰作用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于是便开始把研究重点从两种语言的对比转到直接研究学习者的语言本身，集中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行系统的分析[1]。1972年，L Selinker在论文“Interlanguage”中提出“中介语”理论，为深入研究“偏误和习得”奠定了理论基础[2]。在中国，1984年鲁健骥的《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的发表，标志着对外汉语教学界偏误研究的开始。因此多年来，学者们对汉语习得者的偏误研究多以“中介语”理论为依据，而事实上，偏误现象研究包含语音、汉字、词汇、语法、语用等各方面，研究对象趋细，范围趋广。因此迫切需要立足汉语本身特点，逐渐将对偏误原因的分析从侧重母语迁移和目的语泛化等语言方面的表层原因，转向注重交际中的语言环境、文化，交际者的思维方式、交际策略、认知心理等深层次的因素。

学习外语的人，在掌握语言要素之外，学会这些语言要素是怎样在本族语人之间使用的同样重要，也就是教学中要教会学习者理解并在使用时尽量符合本族语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习惯。吕文华、鲁健骥从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大类型分析外国人学汉语的偏误，提出前者是在使用句式和词语时由于思维方式和习惯，或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范围的差异等原因所造成的不得体性，后者则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惯而形成的。并指出其产生根源除了学习者母语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我们的教学也不够有意识、有计划地反映汉语语用规则和文化[3]。王晓华从跨文化交际学角度提出加强文化渗透是减少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语用失误即社交语用失误的有效途径。这类研究者关注汉语弱势对汉语词汇、语法、语用、汉语言文化乃至中国民族文化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对汉语趋弱、民族文化产生危机的担忧，呼吁要正确认识汉语在当前英语强势的国际环境中的定位，加强母语保护，复兴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今天，“汉语热”不断升温，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仅需要良好的语言能力， 而且要求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并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正确、灵活运用[4]。本文以留学生语言习得中的常见偏误为研究案例，一改以往偏误研究单纯关注母语-中介语-目的语语法差异的习惯性思维，在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习得者出现偏误的原因时，将文化深层迁移、文化建构等文化学理论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不仅能够提高留学生的汉语实际交际能力，有利于中国文化和他国文化的双向互动，更有利于汉语文化的全面复兴，对于中国价值观的世界性传播也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鲜活的操作范本。

二、研究内容

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科德（S P Corder）把人们语言表述上的错误分为失误（mistake）和偏误（error）两种。所谓失误是指偶然产生的口误或笔误，这种错误没有什么规律，说话者一旦意识到马上可以自己改正，同样的错误一般不会再次出现，这种错误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言语表达能力。偏误则是指由于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生的一种有系统、有规律的错误，它偏离了目的语的轨道，反映了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准，这类错误一般学习者自己难以察觉，也不易改正，同一错误会多次反复出现。“偏误”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察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认知心理过程的一个窗口[5]。赵金铭先生解释说：“所谓‘偏误’，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语言偏离了目的语规律的一种现象，它显示的是一种‘差距’，大多带有规律性，且可追究原因。”本文所指的偏误着重于语法结构在句子中的实际语言意义，此类偏误对文化理解的依赖程度较高，我们常常发现有的学生写的句子孤立地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不符合句意、题意或上下文的要求。科德把偏误分析分为五个步骤：1.搜集供分析的语料；2.鉴别偏误；3.对偏误进行分类；4.解释偏误产生的原因；5.评估偏误的严重程度是否影响到交际。在对23个不同国家的122名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后，我们选取了十个有代表性的语法偏误。

之一：“把”字句。“把”字句是汉语中一类特殊的句式，其他语言中少有跟“把”字句相对应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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