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已经有上百种概念界定。它们各有所长，又足以使人莫衷一是。而这里我们希望讨论的首先不是文化，而是文化学问题。我们注意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多数学者还不太认可有一个名为文化学的学科存在。有不多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设立文化学系、文化学院和文化研究所，但这个名目之下是否开设有更严格意义的文化学课程则并不明确，而伯明翰大学著名的文化研究中心(CCCS)则已于本世纪初(2002年)被撤销了。有感于此，我想结合学术史或学科史的反思，对文化学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表一些评论；通过对思想史上一些大师及其思想的定位，简略勾画一幅文化学学科的地图。

一、文化学主题在哲学中的源头

可以说，所有学科的源头都是哲学。而一般而言，哲学总是以反思的方式面对文化。它总是在思考对象(客体)的同时思考方法或思维能力。于是它从对外部世界的思考反及自身(大写的人或主体)，结合对自身的认识、能力评估而谈论世界；于是有了哲学认识论和人本哲学或哲学主体论。进而哲学又从对人的思考——对人类、个体和社会的思考反及文化。种种文化哲学(例如卡西尔)总是人本哲学的镜像。例如席勒是用艺术来界定人；黑格尔则是用精神现象来界定人的存在。这些都是通过对文化内容的解释来界说人。但这里人与文化是不区分的，讨论文化就是讨论人(人类或个体的集合)。

二、文化学方法在哲学中的产生

哲学对人或文化的思考是辩证的或叫思辨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理解是人类存在的方式。这些哲学终于发现并表达了人类最根本最普遍的价值观。它们把先前以宗教的那种情感的、模糊的甚至扭曲的方式感知到的普遍性，用概念的方式和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然而这些表达还需在持续的对话及相应的社会交往即不断的商榷、论证中得到确认。因此结合种种现实，人们还希望以科学的方式，即经验的、实证的方式在生活中看到它，直至将其充分地落实为更普遍的现实。因为人们见证了自然科学的有效性，相信它也可以作为方法被用来处理传统上由人文学科所处理过的各种社会、文化课题，所以就有了近现代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种种社会科学(有学者相信，“实证主义是启蒙的唯一正确道路”)，[1](P378)学者们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测量、分析和归纳等说明并改进人与社会的现状，确认那些普遍的价值，也要求能对各种学科对象予以一种形式化的描述。于是我们有了各种人的科学或社会科学，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它们形式化地(价值中立地)处理人文课题的能力和效力。实证科学的成果往往更具在社会层面落实的可能。如果我们希望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处理文化问题，就会产生一门叫作文化学(culturology)的社会科学。它将通过某种客观的、形式化的方式对种种文化哲学理论(价值内容)予以确认(包含证伪和修正)，并实际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

三、文化学名称的出现

对这个名称还很拗口的学科，美国科学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 White)曾作过强烈的建议，[2]并简单追溯过这个学科学科化努力的历史。怀特被认为是文化学在美国的早期“倡导者之一”，[3]他说自己首次使用“文化学”是在1939年(而《文化科学》的成书年代在1949年)。他把文化学名称最早的使用者追溯到杰出的德国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915年的《科学的体系》演讲。[4](P42)[注]见《文化科学》中译本，第389页。这使“文化学”有了一个德语名词“Kulturologie”。这位科学家更早是使用另一个德文词“Kulturwissenschaft”表示这一含义。他说14年后，社会学家里德·贝恩也使用了“文化学”的名称。[4]他还特别提到两位中国或华裔学者(程澈雨和黄文山，应为两位人类学家)曾在40年代使用过文化学术语，这使怀特知道了“文化学”的汉语读音。[4](P390)这之后，断断续续有学者使用文化学这一术语，在俄罗斯(苏联)文化学的称呼使用得更正式一些,但其学科内容似要宽泛一些。

四、文化学独特研究对象的确定

文化学(culturology)的称呼要比宽泛的文化科学(science of culture，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就使用过)概念更专门，首先要求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如同社会学的称呼直到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年)中专门论及并逐渐剥离出一类“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后才逐渐从以前更模糊的人文科学如心理学中区分出来并得到广泛认可，属于社会科学的文化学也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可把握才行。文化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及个人成长的普遍性工具或交往介质；这时的文化既非主体又非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很像卡尔·波普所说的“世界3”)。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222/5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