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首部编年体著作，首创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的史著撰述方式，详实地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兴衰更迭，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观念、文化制度和文化成果；集庄严典雅及生动叙事的风格于一身，形成了重述少作、以事释义的独特风格，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晋贺循赞之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1]唐代刘知几赞曰：“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2]《左传》诞生至今2400多年，一直是人文学科重要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左传学”以及“左传学”文献体系。截至目前，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左传》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从文化学和文本流变角度对《左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相对缺乏。为此，本文尝试从文化学和文本流变角度对《左传》做一探索，以期对有关研究有所裨益。

1 《左传》是先秦文化的生动写照

文化(Culture)，有养成、化育、成长、栽培诸义。于人类而言，小至个人团体，大至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而言，文化是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它们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文化学就是研究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功效及本质，总结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的科学。文化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的内核，即文化的价值观，也称为文化的核心理念；二是文化的制度体系，也称为文化的结构框架，其作用是规范文化体成员的活动，循其核心理念要求的轨道运行，实现文化的价值追求；三是文化的器物层，即实现文化价值所必须的各种工具，是文化的物化体现[3]。文献，尤其是对文化具有开创与奠基作用的元典文献，精萃和呈现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制度规范，是母体文化达到高度文明的精华。《左传》就是一部精萃我国先秦文化精华的元典文献，其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左传》传布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仁者，人也。”仁就是对人之生命与人性的认可和尊重。持仁循礼是春秋时期儒家遵守与维护的核心理念，也是《左传》记事论理的重要内容与核心准则。《左传》共提到“仁”35次，对“非仁”之人与事的批判更多[4]。《左传》主张的“仁”立足于真实的人，明确宣示作为大众的“民”之重要性。“民，神之主也”，把平凡的民置于至高的神之上。儒家代表人物子产有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利人安民是治国准则。孔子赞扬子产宽政待民是“古之遗爱”，晏子为民请命是“仁人之言”，邾文公为“利于民”而不怕缩短自己生命的行为是“知命”之举[5]。《左传》中“仁”的理念是基于普遍的人性之善和儒家的政治伦理。儒家倡导“礼”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团体、国家的有序运行，为“仁”理念的实现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左传》提到与“礼”相关的言论、人物与事件共462次[5]，可见“弘礼”是《左传》最重之“大指”。《左传·昭公十二年》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克己守礼就是仁，楚灵王败礼不仁，待民如寇仇，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左传·隐公十一年》直陈“礼”的作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意即礼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工具，守礼即仁。正如钱穆所说：“凡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礼。”[5]礼即规则和秩序，关乎个人福祉，更关乎社会发展。与《谷梁传》《公羊传》空泛地以言释礼相比，《左传》以史释礼的方式显得真实生动。

《左传》所载礼制涉及王庭之礼、诸侯之礼、君臣之礼、朝仪之礼、祭祀之礼、战阵之礼、家庭之礼等。无论公域私域，人人在礼制范围内活动，其例不胜枚举。《左传》用仁的精神，对违反人道的、旧的礼制内容予以批判和否定。比如，秦穆公去世，秦人以177 名精英殉葬，《左传》认为此举非礼不仁，尽丧人心，导致秦国霸业衰落[5]。又如，晋国大夫魏犨之子魏颗违背其父临终时将小妾殉葬的遗命，将该小妾出嫁。后来秦、晋发生战争，魏颗担任晋军主帅，迎击以杜回为主帅的秦军。战斗中杜回被结草绊倒，成为晋军俘虏，小妾去世之父托梦魏颗，说为报救女大恩，结草绊倒杜回，助其建功[5]。这些记述表达了《左传》以“仁”“礼”为核心的价值观和秩序观，是研究春秋时期“仁”“礼”文化的宝贵资料。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223/5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