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建政后，中国知识界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程度大大加强。这一过程中，党派学者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何统筹学者和官方意识形态维护者这两种角色，以学术为意识形态所用，是国民党党派学者经常面对的问题。在1930年代国民党确立和巩固意识形态时期，黄文山就是一名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较为活跃的党派学者，从其“史则”、“史观”等历史观问题的探讨中，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学人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如何努力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达成融通，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提供学理支持。①有关黄文山的生平和著述，可参阅张益弘编《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集》(台北:中华书局，1976年)及刘伯骥《黄文山》(载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大陆学术界过去多在论述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时，对黄文山(凌霜)有所提及。对作为学者的黄文山研究，近年来有蒋志华:《广东文化学研究一瞥》，《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 期;钟少华:《中国学的文化创建者黄文山》，《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赵立彬:《黄文山文化学与文化观述论》，《暨南学报》2004年第6 期;田彤:《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中华书局，2006年;黄有东:《黄文山与现代“文化学”》，《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 期;黄有东:《中国现代“文化学”双峰:黄文山与陈序经之比较》，《理论月刊》2010年第7期;黄有东:《民族本位·中庸型文化:黄文山的“文化出路”观述论》，《现代哲学》2010年第4 期。

一、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黄文山是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渊源、经历过思想上的多变、社会交往广泛、学术领域广阔的国民党党派学者。黄文山(1897—1982)，号凌霜，笔名兼生、兼胜等，广东省台山县人。在1910年代末，黄文山即以“凌霜”之名活跃于思想界，信奉无政府主义，也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参与《劳动音》周报的主编工作，与早期共产党人过从甚密。但很快转向国民党，1928年自美国留学回国后，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均与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有密切关联。曾任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广东省府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黄文山同时也是一名活跃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译述，发表过较多的论著，在学术界、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除以上各具体学科的建树外，黄文山还怀着强烈的创立“文化学”的学术理想，呼吁应用人类学、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知识，综合研究文化现象，建立作为一门“纯粹的、客观的”、并且是综合了其他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学科——“文化学”，以解决关于文化的重大问题。①黄文山:《文化学建筑线》，《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 卷第2 期，1934年8月，第1 页。黄文山自认为是“文化学”在中国的首倡者，②黄文山:《〈黄文山文集〉自序》，《黄文山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 页(自序页)。是近代“文化学”学科的主要建构者之一。

黄文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对“文化学”的倡导，是与国民党官方文化运动相配合的一个典型个案。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取得执政权，随即进入训政时期。作为一个在体制上深受俄共影响、并通过革命取得权力的政党，国民党的统治方式与西方政党政治迥然不同，其权力全面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中确立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制定符合当权者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化政策，成为国民党加强政治统治的重要环节。掌握国民党党权的CC 系通过一系列措施，1930年开展“民族主义文艺运动”，1932年推动“中国科学化运动”，1934年与“三民主义力行社”、政学系共同推行新生活运动。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的开展，即是对于各方面活动的整合。作为学者的黄文山，在国民党确立文化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1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时，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黄文山是署名者之一。③《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 卷第4 期，1935年1月。后来为配合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黄文山也是“文化统制论”和“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论的积极鼓吹者。

尽管并不以史家名世，史学仍是黄文山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就其个人的史学实践，曾经因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发表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的看法，并引起过商榷。④黄文山:《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之检讨》，《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 卷第3 期，1934年11月15日﹔《阶级逻辑与文化民族学》，《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 卷第4 期，1935年3月15日。这些文章虽然属于历史学范畴，但偏重于理论。具体的研究，则有对于中国古代图腾的论述，主要也是服务于文化人类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⑤黄文山:《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 卷第1 期，1934年2月。当然，在黄文山其他领域的研究中，许多方面并不能离开历史问题的探讨，他的历史观，实际上见诸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各种著述。他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史，都曾有过不少独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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