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部分执着的中国学人致力于建构独立的“文化学”学科，成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与其在西方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相比，“文化学”在中国曾经显赫一时。学术界对“文化学”的学科史研究相对薄弱，相关研究重在近代“文化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线索，以“文化学”学科的“成功建立”为基本预设，不脱当年建构者主观表述的影响①。联系思想史的背景，考察其“建构”的过程及其所反映的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等实际因素，比评判其学科建立的程度，更具有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对这一学科建构过程中的西学因素作一概述，从文化概念、学科渊源、学科理论方面，探讨中国学人基于西学启示，在现代学科极不发达的中国，倡导和建构“文化学”学科的努力及其局限。

一、变化中的元概念：文化与文明

“文化”这一术语的输入和传播是“文化学”学科构建的概念前提，但是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底对西语中的相关术语如何对译，仍是一个问题。1929年2月，李之鶠译英国经济学家、费边社社会主义者沃尔夫（Leoneard Woolf，李译为乌尔佛）所著《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一书，由新生命书局出版。按通行的译法，书名本应译为《帝国主义与文明》，但李之鶠译为《帝国主义与文化》。刘英士曾在《新月》发表书评：“谁都知道英文中之civilization一字应译为文明，而含义等于文化的英文为culture。文化和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许多地方不可混用。本书的名称应该译为帝国主义与文明，而李君译为帝国主义与文化。”②这一差别看似浅显，但却引申出对文化与文明关系的认识问题。

“文化”和“文明”概念的输入和翻译是当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相关研究十分深入。几乎得到公认，广义的文化概念是西学输入的结果，并且主要是自19世纪末以来通过日文转译。西语意义上的“文化”、“文明”概念输入中国，“文化”一词在中文中的意义，从一般儒学的“教化”，转变为近于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是“整体复合物”的基本观念。这一概念，包容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国家、社会、经济、技术、科学、艺术、政治、法律、宗教、道德，以及物质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广义的“文化”概念和“文明”概念的含义基本相通，可以互换。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狭义的“文化”概念生长迅速，出现了狭义概念与广义概念并行的阶段③。这时的“文化”，指文学、美术、学术等。“文化”一词进入中国，推动了“文化史”的研究，在史观和著作型制上带来了整体性有别于传统史学的变化。撰著者在论及文化史时，不同人之间、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所说的“文化”的内涵大小不尽一致，而总体倾向都是以文化来解释和囊括中国历史。“文化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更为“文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和使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这一概念在更大的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用“文化”来认识中国与世界，以及开展争鸣，“文化”成为思想史叙述的重要基础性概念。正如黄兴涛指出的：“正是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反复使用的表示近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在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和实践功能的意义上，将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变迁两者有机地联系了起来。”④“文化”概念的进入和流行、“文化史”的撰述，标志着国人积极使用“文化”的概念来组织新旧知识，提出一套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和认识自身的方法，并以此来进行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重建新的认知框架。

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文化的讨论异常热烈。在尊重“文化”的广义意义的同时，各人又有偏好和侧重。日本社会学家米田庄太郎就“文化”、“文明”在德文和英法文中的渊源、差异和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介绍，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强烈的影响⑤。不少论者将“文明”和“文化”有意地区分，一般是将文明定义为可以看得见的东西，而文化则稍显抽象。胡适说：“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它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⑥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⑦又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明是生活中的成绩品。李石岑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将“文化”的指向，侧重于精神力的方面，而将社会组织和生活样法都归于“文明”⑧。这一理念中，德国的学术传统比较显然。“文明”和“文化”的区分，一般在专门的学术论证和概念鉴别时才有明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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