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1982年，美国学者格林布莱特在《文类》学刊上发表文章，将运用新的历史主义观点研究英国文艺复兴的一组文章称为“新历史主义”。1986年9月，他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篇题为《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讲，用“文化诗学”这一提法替代了先前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主张。从学理上说，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是针对旧的历史主义和文学批评中的文本中心主义而提出的，受福柯知识考古学影响很大，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范畴。格氏的观点提出不久即被刘庆璋、张京媛、王岳川等学者介绍到中国，引起了中国学界对“文化诗学”的注意。学者们试图借鉴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古代文论的问题。1995年蒋述卓在《当代人》第4期发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后来又编有《批评的文化之路--文艺文化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他认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文化学研究实质是一个古典文论、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1996年李春青在《文艺争鸣》第4期上发表的《走向一种主体论的文化诗学》，同年《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化诗学论纲--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构想》以及2001年发表的《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等一系列文章中根据中国古代诗学这一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方法论设想:这一方法是由三大阐释视角支撑的，即“主体之维”、“文化语境”、“历史语境”。接着刘庆璋、林继中发表《文化诗学的诗学新意》(《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文史哲》2001年第3期。)等一系列倡导文化诗学的论文。此后程正民、顾祖钊、祖国颂、沈金耀等众多学者就文化诗学方法问题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

特别值得重视、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从1999年开始，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在一系列论文与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强有力地推动了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童庆炳提出文学与文化的综合对话性、现实、精神价值与审美追求的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论证与总结，从而使得这一研究方法走向成熟。经过20多年的努力，文艺学界已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研究路向，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等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入影响。鉴于文化诗学研究路向的重要性，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于2016年12月22日召开学术交流会，专门就文化诗学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中国;“文化诗学”研究;来路;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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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青:

程正民老师建议就着“文化诗学”这个话题讨论一下，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在我们这个学科，从90年代到现在，提倡“文化诗学”已经有20年了。但文化诗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套理论?是种方法?还是一种比较泛的一种态度?大家的观点也不是很一致，需要讨论。因为在学界，一说北师大文艺学学科标志性的东西，大家一般都会想到“文化诗学”。经过童庆炳老师和其他老师一系列文章、著作倡导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树起来一面旗帜，叫“文化诗学”。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东西，应该都有一个理解。

我先来谈谈对文化诗学的基本理解，开个头，就像魏晋的清谈那样，我先来“通”，然后请大家来“难”。我个人理解，文化诗学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应该是个总体的研究路向。比较而言，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预设了文学文本本身的审美价值、审美意义，然后在这种预设的前提下对文本何以是美的，即对它的修辞、叙事、结构、意象的创造过程与机制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路向，有人管它叫“内部研究”，有人管它叫“诗学模式”或“文本中心”，也有人称之为“审美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