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烧饭礼俗”的文化学解读

马秀鹏1， 奇·斯钦2

(1.南京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

[摘 要]“烧饭”是古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以焚烧酒食祭奠祖先的礼俗。烧饭礼俗从古流传至今，是蒙古族最古老、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项礼仪活动。蒙古族的烧饭礼俗有尊卑之分和男女之别。烧饭礼俗产生的文化根基为萨满教的灵魂不灭论；“女性不洁说”是烧饭祭祀中限制女性的文化根源；萨满教认为，人死后其灵魂到达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但那边世界的生活秩序与这边世界完全相反。烧饭祭祀中出现的违反常态的举动是为了迎合灵魂世界的需求。

[关键词]蒙古族；烧饭；文化学；解读

烧饭礼俗在蒙古人中从古流传至今。以往对其研究更多的是强调现象的罗列与名词术语的解释，而忽略了文化背景分析。一种风俗习惯的慢慢形成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即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紧密相连。本文试图从文化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视野，透过现象与名称，探究蒙古人烧饭礼俗固有的特征及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

一、蒙古族的“烧饭礼俗”

所谓的“烧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烧火做饭，而是指古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以焚烧酒食祭奠祖先的礼仪。据史书记载，辽金元时都有一种重要的礼俗——“烧饭”。《契丹国志》卷23《建官制度》载：“既崩，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塑，望，节辰忌日，并致祭，筑台高逾丈，以盆焚酒食，谓之烧饭。”[1](P.224)《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2](PP.551～552)叶子奇《草木子》载：“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3](P.322)有专家提出这一习俗在魏晋时期就有，流传至辽金时才被汉语译成“烧饭”。“烧饭”并不是少数民族语言，而是汉语的意译名称。从字面看，“烧饭”一词显然是一个白话汉语词汇，最初应是出自辽朝汉人之口，后为金元两朝所沿用。“烧饭”一词是比较形象化的词语。信奉萨满教的古代北方民族深信灵魂不死，认为人死后其灵魂继续存在于彼世，过着与活人一样的生活。为了安抚祖先神灵，祈求它为子孙后代带来福音，人们常常以某种方式祭奠祖先，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北方民族最典型的祭祖方式是“焚烧酒食”(辽人“以盆焚酒食”)，借助烟气的力量，把逝者生前最喜欢享用的美味佳肴送往彼土。因此，这一现象在古代汉籍中有所反映，便出现了“烧饭”一词。

“烧饭”既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礼俗之一，也是当今蒙古族最普遍的一项礼仪活动。现代蒙古语中“烧饭”的统称为“tüle?i tülexü”。在个别地区也有“doying ?itaaxuu～doying ürgüxü”“xeng?üü tawixu～xeng?ü ?itaaxuu”等不同称谓。古代蒙古人把“烧饭”称作“tüle?ilexu”。现代蒙古语中的“tüle?i tülexü”，显然是从“tüle?ilexu”演化而来。“tüle?ilexu”在《蒙古秘史》中先后出现过两次，卷五161节作“土烈食連”，卷六177节作“土烈失連”，两处旁译均为“做燒飯”。《蒙古秘史》161节记：“üle?ilen a?uu——額迭赤 必答泥 土烈食連 阿主兀！”。这句话译为：“他将我做烧饭般撇了！”[4](PP.337～338)1189年，成吉思与王罕共同讨伐乃蛮部的不亦鲁黑罕，日暮时分，两军对峙。正当两军对阵之时，王罕听信扎木合的谗言，在阵地上虚燃许多烟火，恰似正在作战，实际上却把大军转移至别处。拂晓，成吉思汗一看，王罕的宿营地空荡如野，成吉思汗察知此情，说了此番比喻性的话。“烧饭”是对准死者举行的礼仪行为。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将我们当作死人一样丢弃了。

当代蒙古人每逢大年除夕和清明节都要举行烧饭之礼。大年除夕的黄昏时分，蒙古人在自家附近事先选好的一块地上朝着祖坟方向堆起柴禾，点燃柴禾后往火堆里放入除夕夜家人享用的肉、糖果、熟饭、烟酒、纸币等祭品，进行焚烧，寓意把除夕夜家人享用的美食送给祖先神灵品尝。清明节则必须到祖坟前烧饭。

蒙古族烧饭之祀，首先有尊卑之分。尊卑之分主要体现在祭品的规格上。叶子奇指出：“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其中的“烧饭”是祭祖之礼的统称，而“大祭”是指贵族的祭祖行为。贵由汗时期，出使蒙古的意大利传教士普兰·迦儿宾指出：“某人死后，如果他原是一个贵人，就被秘密地葬在他所指定的地点，他的帐幕与他一起入葬，让他坐在帐幕中央，在他面前摆上桌子、满槽的肉与一杯马奶，与他一起埋葬的还有怀驹的母马，配有马勒、马鞍的公马，还另将一头马宰食后，在马皮里填满麦秸，让他高高地立起在两根或四根大木头上，这样，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就有帐幕可住，有母马可挤取马奶、可繁育小马，还有公马可供乘骑，为了安宁死者的灵魂，他们用火将宰食的马骨烧掉。”[5](P.28)这说明古代蒙古族贵族阶层的埋葬，不但采取厚葬，祭品必须是马。《元史》中“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潼，酒醴，紅织金币及裹绢各三匹，命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覡，掘地为坎以爎肉，仍以酒醴，马潼杂烧之”[6](P.1924)的记载与之相呼应，印证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帝王的大牢(祭品)为马。现如今，在成吉思汗陵四时大宴中，于每年农历3月20日黄昏时分在成吉思汗陵东北“嘎如利沟”举行的“嘎如利祭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吉思汗以及其他蒙元皇帝的灵魂祭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每逢嘎如利祭祀，均宰杀一匹骒马，剔骨后，将骨头放入嘎如利火堆焚烧，以祭奠成吉思汗及其他蒙元皇帝的英灵，马肉作为“大托額勒”(祖先的分发品)分发给参加者享用。而普通百姓祭祀祖先的祭品一般为先人喜欢或家人喜欢的食品，最高等级为牲羊。由此可见，蒙古族传统祭祀文化明显地带有贵贱之分。“嘎如利”为蒙古语词“Garuli”,成吉思汗灵魂祭祀的专有名称，词义为“出产”。古代蒙元皇帝的祭祀中，祭品除了马、牛、羊、豕、鹿之外，还包括天鹅、野马、旱獭、野鸡、鸧、黄羊等野味，它们均属大地之出产，故而得名。蒙古人与马相伴一生，无论童叟均以马代步；蒙古人自幼在马背上成长，马是蒙古人的摇篮；蒙古人是马背民族，在马背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辉煌。古代蒙古人认为，蒙古人不但活着的时候喜爱马，到达彼土之后仍需要马。因此，用生前最钟爱的生灵供奉祖先英灵是对祖上的一种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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