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提出了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并身体力行，发表了一批关于如何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以及应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主题类型的论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些论著主要有：《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天中学刊》2007年第1期），《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什么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天中学刊》2013年第6期），《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天中学刊》2014年第3期），《“中体西用”：关于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南开学报》2016年第4期），《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孙悟空叛逆性格的神话原型与文化解读》（《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等。

我虽然一直关注着稼雨教授的研究，却没有参与有关的讨论，主要是自己还没有看清楚，想明白。最近，抽时间系统阅读了有关著述，有了一点心得，故提出来请稼雨教授和学术界的朋友们指教。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是新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学术本位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值得充分肯定。而这一要求由稼雨教授提出，则是天时、地利、人和作用的结果。

先说“天时”。

“中国叙事文化学”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成果，而这些学科成果主要源自上世纪80年代涌进中国的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这些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经过绍介、理解、消化、吸收，被中国学术界接受下来并加以应用，一直延续至今，成果相当可观。

而有些在当时更为风靡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如“新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则似乎没有这么幸运，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某种理论和思潮的起伏沉浮，其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为根本的，恐怕还是与这种理论和思潮是否切合中国学术实际、是否能够产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直接相关。

就叙事学而言，尽管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中正式提出，但作为“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在西方却是长期存在的。而在中国学术界接受这一理论，将它运用于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的研究后，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单篇论文这里不计，仅在90年代出版的与叙事学相关的著作就有罗纲《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年）、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彬《红楼梦叙事》（工人出版社，1998年）、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等。

主题学研究也是如此。主题学被认为是从19世纪德国民俗学热中培养出来的一门学问，德国人原来称为“题材史”，法国人称之为“主题学”，美国学者则将其定义为“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处理共同的主题”的一种研究范式。主题学很早就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工具。在民俗学里，“主题”常被称为“母题”或“故事类型”。在神话学里，又被称为“原型”。

芬兰民俗学者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创制、美国民俗学者斯蒂思·汤普森（Stith Thompson）改进的AT分类法，是一套划分童话类型的分类方法，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便被视为西方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理论基础。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zonghexinwen/2021/0210/571.html